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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久以来，我们讨论作画这门艺术时，首先都是把技术放在第一位的。达·芬奇画鸡蛋的故事感染了一批又一批踏进美院的学生，画者常由于技巧不得法而冥思苦想，辗转反侧；也会因为创意了某种新的画法而有成就感，欢呼庆贺。这本无可非议。又到年末，在等待新年的日子里，忽然觉得在匆匆变化的时代面前，我们是这么无力挽留一些应该保留的东西。画纸本是一方可记事的小天地，于是本刊“年终专稿”专访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 ，对话作画时关于题材创新与选择的心得  　　———编者  　　说红色无需介意  　　施大畏的国画，极其挑战中国人赏画的习惯心理。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妇孺皆知的历史情节，他的画笔把哀怨悲烈的情绪直接“喷射”到了画纸之上。“国画本身的技术含量太大，这样就很有局限性，很容易使画者沉溺于画技的赏玩，国画的代表就成了花鸟山水图。要想突破，只有改换表达对象。”  　　一开口，施大畏就开门见山提出了体裁选择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一张画最首要的应是内容。他所选择的《不灭的记忆———南京1937》《皖南事变...

　中国最早的版画如果以《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卷首图为时间节点的话，那也应该有1140多年了。千余年的艺术延续，其中的观念、内容、样式、技法、工具以及用途等，各有嬗变;但是她与中国的文化的关系，却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管是作为宗教经籍的图解，还是市井小说的插画，不管是作为勘舆风水的记录，或是革命斗争的投枪，中国的版画始终记录着时代的演进、社会的变迁，记录着精神世界的纷繁复杂，记录着现实生活的沧海桑田。中国版画在艺术史上有着辉煌的成就和重要的地位，她的文化传统和积淀成为今天中国版画创作自信的基础和灵感的源泉。 　　中国现代版画的突变与社会变革有关，这也应证了中国版画与时俱进的社会意义。上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中国新兴版画的发源地和新兴版画创作力量积聚的城市，实际上也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上海这座城市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由鲁迅先生倡导的现代版画，一开始就是与时代命运、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的，因此，她具有鲜明的特征和明确的目的;而同时，作为海派文化熏陶下的版画艺术，又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海纳百川、各擅胜场的局面。这种局面既是传统版画的应时而变...